第二天回到公司，同事告诉我有人替我讲了ppt，没有出什么大纰漏，我如释重负。
走到茶水间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收到她的微信，她的父母暂时妥协，我们又能重新约会了，我喜出望外。
我自认为对上海的父母们还是相当了解的。我从小在弄堂长大，闻过煤球炉的浓烟，摸过花花绿绿的粮票，迷过亚运会吉祥物熊猫盼盼。而我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都是从更早的那个时代穷过来的，大概有着相同的担心和哀愁，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一样。要说真的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我的父母身上带着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清高，我想我也多多少少继承了一些。我记得我最早关于家庭的记忆是在父亲工作的大学里，确切地说是在学校里的西餐厅，西餐厅铺着红白格子的桌布，窗明几净。我的父亲当时梳着意气风发的头发，年轻博学，有幽默感，他说奶油葡国鸡是这里不可不试的好菜。那时我第一次用刀叉，鸡的确好吃，我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葡国鸡，哪怕后来在香港和澳门，我都没找到过这种滋味。吃完饭我的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母亲回家，我坐在前面，母亲坐在后面。虽然拥挤，但很温暖。
很快我就有了自己的自行车，那是一辆四轮的小自行车，两个轮子大，两个轮子小。我骑了没一阵子，父亲就拆下后面的辅助轮子，拍拍我的头说，是时候骑大孩子的自行车了。我害怕，他就在后面扶着，说勇敢一点。我硬着头皮，踩动了起来，车子越骑越快，父亲在后面一边扶着，一边奔跑，当他放手的时候，车竟然像风筝一样飞了起来。
我骑着飞车，经过几个街区，看到了一个梳辫子的小女孩，正站在一家服装店的门口，抬头对我发出灿烂的微笑。那家店里站着那个面容霸道喜欢喝老班章的男人，虽然年轻了不少，但我能认出他的眼神，只是那时他应该还不知道什么老班章。他和她的妻子正忙着招呼店里络绎不绝的客人，精明世故的他们正和当时所有的上海夫妻一样为了自己年轻的家庭辛勤工作着。
我的思绪回到了茶水间的玻璃窗上，有一只苍蝇正从外面来回地撞着玻璃，看来它也想进来找一份差事。窗外的高楼林立，让我几乎找不到小时候的弄堂，虽然我知道两者离得并不太远。我想如果我能重回少年，那辆小飞车也许也飞不到这么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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