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黄土地》的剧本写完，沈隆就没必要继续呆在京城了，《红高粱》的剧本还早，张艺谋还需要时间的磨练才有把握完成这部作品。
所以沈隆马上买了火车票准备回家，可到了省城却被留了下来，省文联的人找到他邀请他加入文联，成为专职作家。
专职作家是官方称呼是文联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的专职创作员，省文联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专职作家属于事业专技岗，是不折不扣的铁饭碗。
建国之前作家都是靠稿费吃饭，要是陷入创作困难期那生活可就艰难了，建国后成立文联，设立专职创作员岗位，给这些作家发工资，为他们的创作提供各种便利，让他们可以安心进行文学创作。
其实不只是文学界，在美术界、戏曲界等其他艺术部门，同样有专职创作员这个岗位，可以领着工资进行自己喜欢的创作，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创作者们的后顾之忧，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
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也让一部分艺术家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既然不用辛苦创作就有工资拿，还能享受较高的社会地位，那我干嘛要辛苦？还有一旦进入文联，拿了工资，那就会受到文联的影响，自然也不能像之前那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这项制度有好有坏，所以到了后来就进行了改革，除非是特殊人才，要不然一般情况下文联都是采取签约作者的方式和作者们进行合作，比如我们签份合同，规定在多久时间之内拿出多少部作品来，等这份合同结束了，我们再根据你上几部作品的质量决定要不要重新签署下一份合约，这样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作品的质量。
到那时候，专职作家已经很少了，能获得专职作者身份的，都是很厉害的作家，比如刘慈欣就从娘子关电站调到阳泉文联，成为阳泉文联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的专职创作员；不过让广大读者郁闷的是，自从刘慈欣成了专职作者之后，就很少拿出作品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究竟是找不到灵感，还是有了专职作者的身份，失去了后顾之忧，从而失去了继续创作的动力。
一般情况来说，以沈隆的资历暂时还不足以成为专职作者，想要成为专职作者，光靠一个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不够，贾平凹在四五年前就得过这个奖，然而一直到明年，他三十岁的时候，才进入文联成为专职作者。
但是这段时间里，沈隆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在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向；嗯，按照文学界的标准，十万字以上就是长篇小说，《红高粱》接近十四万字，刚好达到长篇小说的篇幅要求；而在文学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分量是截然不同的。
能写出优秀的短篇小说，说明你在文学创作上有天分；而能够完成一部引起轰动的长篇小说，则说明你已经具备了相当水准的文学创作能力，不管是文字驾驭能力，还是整体布局能力，长篇小说的要求都要比短篇小说严格的多。
前面已经说了，自从改开之后，国内的作家们也在寻找着新的写作方式，《红高粱》的出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要到明年才会获奖，可魔幻现实主义在国内并非毫无影响力。
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在1967年凭借《玉米人》已经得过诺奖；红色帝国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同样在国内流传，现在一些目光长远的文坛大佬已经看到了《红高粱》里所蕴含的旺盛生命力。
他们意识到，魔幻现实主义天然符合中国文学的需求，如果能将将这种文学方式发扬光大，对国内文坛来说实属幸事。
陕西作为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省份，也拥有许多魔幻现实主义的素材，所以省里一些文坛前辈自然不肯错过这个人才，他们通过开会讨论决定，破格吸纳沈隆进入文联，成为专职创作员，让他可以专心创作。
专职作家不用坐班，只要能拿出作品就行，还有一份工资可拿，社会地位也高，当初省里的知名老作家黑白去了黄原，田福军都得出面作陪。
而且他们还会为你的创作提供各种便利，你想写官场文，却不了解官场流程，不要紧，我们给你安排个挂职，去XX县挂个副县长，在那儿待个半年就懂了，周梅森就曾经去某市挂职当过副秘书长，要不然他也写不出《人民的名义》来。
你想写煤矿生活，却不了解煤矿，不要紧，我安排你去煤矿挂职，路遥就曾经在铜川矿务局挂职当过宣传部副部长。
在文坛，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贾平凹在华西村挂过职；陈忠实在灞桥区挂职过副区长；甚至还有作家挂职当过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挂职不用负责具体工作，只要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东西就行。
有工资拿，有社会地位，还可以留在省城经常见到晓霞，晓霞去那儿了自己也能借着采风或者挂职的名义跟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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