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后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单从这句话来看，虽然失之偏颇，需知实践也是需要理论去支持的，但总得看来倒也有几分道理，只是胡适的观点依旧落在研究上，而没有落到实践，这也是文人的通病，你让他们指点江山，那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可要让他们干点实事那就难了。
就好比胡适吧，博士学位拿了一大堆，写了一大堆书，听起来似乎挺厉害的，可以你要问他真正干过什么对国家有益的实事，那还真不好说。
如今的医学界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毛病，喊着废除中医的人很多，实际关心普通老百姓医疗健康问题的则是少之又少，沈隆懒得和他们打笔仗，有上次那篇演说稿已经足够了，接下来几年功夫，他就一直专心于手头的几件事。
在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认真上课，认真当好校长；在定县和京城的卫生事务所，认真进行关于公共卫生的探索，不断撰写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希望能带动更多人来关注中国中下阶层的医疗卫生问题。
当好中华医学会的副会长和中华医学会京城分会的分会长，组织同行交流，扩大会员人数，促进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伍连德等人一起办好《中华医学杂志》，挑选出高质量的论文进行刊登，选拔优秀人才。
在这几年时间里，中国医学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北洋当局对医学考试做了规定，洛克菲勒基金会几次来华考察，他们研究该如何对中国医学教育事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筹划以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为蓝本，在中国建设一座世界一流的医院了。
这就是日后的协和医院，从1916到1947年32年间，为了维持这座亚洲第一流的医科大学共投入了44652490美元；自那以后，协和医院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的进步，也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
在建国期间，中国12个医学院的领导都是从协和毕业的，8个研究所中有6个是协和出来的，中华医学院的骨干大部分来自协和，《中华医学杂志》26个编委，其中有19人来自协和，1965年当选的9名生物医学院士中，有7名是协和人。
此后，协和医院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医学大家，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
不过沈隆并不担心协和医院会对自己的学校产生冲击，协和医院走的是精英路线，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精密仪器，实验器材，甚至马桶、门锁、地板等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的；而且当时协和医学院内部的所有耗材几乎都要从美国进口，教师也全部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学大师。哈佛、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教授都是常客。
但这么好的医学院，第一批录取了多少人呢？9个人，而且最终毕业的只有3个人，在协和建院后的24年，也只培养了310个学生，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只毕业16人。
可以说这是洛克菲勒打造的顶级奢侈品，在中国最基础医疗服务都享受不到的年代，协和却用这种极为奢华的方式培养人才，对于拥有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或许他们为中国培养出了一些顶尖人才，但这对中国的需求而言却还差得远。
如今中国每十二万人中才有一名医生，同时期美国七百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医生，在2005年，中国六百多人里就有一个医生，就算如此，各大医院的医生也忙得不可开交，但凡有点名气的医院门口都排起了长队，所以沈隆选择了和协和医院不同的道路，在学校承受范围之内，尽可能多地招收学生，尽量多培养一些医生出来。
至于顶尖的医学精英他也不用担心，遇到好苗子了，自己亲自去教就对了，现在那个医学家能比自己厉害？保管耽误不了张孝骞、林巧稚、吴阶平、裘法祖这样的天才，在自己的教导下，他们的成就一定会比原来更高。
同时沈隆和伍连德一起共同发表了关于鼠疫的重量级论文，这篇论文比历史上伍连德独立创作的那篇质量更高，对鼠疫的研究以及防治的办法阐述地更加清晰、明确，尤其是对大规模疫病的防治方法，为世界防疫事业点亮了一盏明灯。
历史上，伍连德错过了诺贝尔奖，不过有了这么重要的一篇论文，或许这次就不会有遗憾了。
沈隆尽管十分繁忙，却也没有放松对几个孩子的教育，白敬业已经从中学毕业，并以高分考入京师大学，白佳莉和白敬功学习成绩也相当不错，在同龄人中处于前列，沈隆平日里也带着他们去成立的卫生事务所进行一些简单的工作。
一方面是开阔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看看真正的中国究竟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则是锻炼他们的能力，光学会纸面上的知识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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