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的那些事

我姓常（shang），单名一个常(cháng)字。正如名字一样，我简单而且平凡，就像黄土地上一棵不知名的小草，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也没有人在意我的将来，除了自己，还有亲人。

当我推着一辆老式飞鸽牌自行车，踌躇满志地走进县政府机关大院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终于吃上“皇粮”了。那时那刻，内心深处，除了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更多的是，我想把参加工作前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事写下来。说实话，没想因此而成名成家，没想因此而大富大贵，仅仅是为了打发一下茶余饭后的时间，还有，给自己留点念想。将来的某一天，搬把躺椅，一边享受着日光浴，一边把这些文字拿出来翻一翻，和留在脑海里的那些过往拼凑在一起，不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我的经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和千千万万黄土地上的人一样，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没有干过一件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我活得很真实，一直在实实在在的做人，实实在在的做事，假大空是我一直以来的敌人。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躺倒就能睡着，而且睡得很死。不怕人笑话，经常做梦，而且大都是好梦，多少次梦醒时，嘴角竟会流出哈水来。

闲话就不再多说了，首先，就从我的童年说起吧！

第一章我的童年不快乐

童年是快乐的。鲁迅先生出生的那个年代，多少人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但鲁迅先生仍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先生写的那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我的童年不快乐。留在我的大脑里的，多是破败的教室，还有洗了一水又一水的廉价衣服……

说这些话的时候，别说单位里的年轻同事，就是我那惹人怜爱的女儿，也绝不会静下心听我像一个老太婆一样唠叨的。

一

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县城里有个“十月会”。也就是每年十月份，闲下来的人们会拉着孩子，拥拥挤挤的进县城，狠狠地逛一回。我的母亲也一样，揣一两块皱皱巴巴的钞票，骑着自行车，带上我和妹妹逛回县城，香香的吃碗阳春面，扎回有钱人的势。

记得有年，记不清自己几岁了，还是县新华书店旁边的那个面馆，我和妹妹坐在靠窗的一张餐桌前，母亲排队买面票去了。

排队买面票的人很多，大多都是农村人。当然，也有几个穿着干净的城里人，他们一般都是吃肉汤面，也有吃大肉饺子的。我和妹妹等呀等呀，当我看到旁边桌上的人已经端起海碗大口大口地吃着面条，喝着热腾腾的面汤时，心里对母亲那个埋怨呀，真恨不得跑到母亲面前，用自己脏兮兮的小手，在她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大红棉袄上狠狠地摸几下。

终于，等到母亲把热腾腾的三海碗阳春面端来了。我和妹妹就像现在的农村孩子第一次进德克士店啃鸡腿一样，馋得不得了。呼噜呼噜地吃着面条的样子，到现在我也能清楚地想起来。

邻桌，一对城里的年轻人懒洋洋地吃着大肉饺子。之所以说他俩是城里人，从穿着上就能看出来。女孩穿着喇叭裤，上面窄下面宽，给人一种很洋气的感觉。男孩的左手腕上有一块发亮的手表，之所以知道那是手表，是因为邻家有个孩子的父亲在城里当干部，手上也有这么一个能看时间的东西。

“吃好了吗？走吧！”女孩柔柔地说。

“好了！”男孩起身拉着女孩，潇洒地走了。

当这对年轻人走出饭店后，我贪婪地向邻桌看去，发现这对年轻人并没有把盘子里的饺子吃完，零零散散的几个饺子散发出的香味，对我太有诱惑力了。我痴痴地看着，一次又一次地把口水咽到肚子里，但我没敢过去，因为我知道，母亲是绝不会允许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那么丢脸的事。

“常常！”母亲有些恼怒的压着声音冲我喊了一声。

我不得不收回了自己贪婪的目光，再次大口大口地吃起阳春面来。

阳春面很快就吃完了，面汤上飘着些许油花，一闪一闪的，给人一种想一口喝光的冲动。我很自然地把从家里带来的一个麦面馍取出来，一块一块地掰碎，泡在面汤里。妹妹也学着我的样子，把大半个麦面馍泡在了面汤里。餐桌上再次响起了我和妹妹呼噜呼噜吃饭的声音。

看着我和妹妹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极满足地笑着。

“好好念书，”母亲满脸期望的对我和妹妹说，“成了公家人，你俩每天都能吃上大肉饺子。”

我牢牢地记着母亲的这句话。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当个城里人，还要带上母亲来这家面馆吃大肉饺子。每次都剩几个在盘子里，好好扎个势。

二

刚上小学的时候，虽说当时没有义务教育这么个说法，但是，孩子上学只需要交一、两块钱学费却是事实。老师呢，在学生家里轮流吃饭，条件好的家庭，可能会给老师炒两个鸡蛋，当然，老师最后都要付点饭钱。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那年，期末考试结束后的几天里，父母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和妹妹在地里耍，做饭的时候到了，我和妹妹在家门前玩。

那是一个做午饭的时间，爷爷小跑着进了家门，冲着院子里的父亲喊：“常常期末考试得了双百分，全公社第一。”

“啥？”父亲不敢相信爷爷的话，问了一句。

“咱村校长刚对我说的，”爷爷肯定地说，“校长还在村口，你自己问去！”

父亲一把抱起了我，紧紧地抱了好大功夫。

虽然父亲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比我还要高兴。父亲是个老三届，算个文化人，但是，一辈子没有机会走出农村。而我也就成了他全部的希望。

父亲放下我的时候，随手从兜里掏出一堆皱皱巴巴的钱，从里面挑出了一张2角钱，塞在了我的手里。

“拿去，”父亲说，“买个文具盒！”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肯定，好像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哦！”我认认真真地把钱叠好，装进衣兜后，用小手压了压，好像那是只会飞的小鸟，一不留神就会飞到云里去。

看着我开心的样子，父亲满意的笑着。

暑假很快就过去了，父亲给的2角钱一直装在我的衣兜里，一分也没花。临开学的时候，我把那2角钱还给了父亲。“大，”我懂事地说，“我不要文具盒。”

父亲接过我手上的那2角钱后，背过了身，我知道，父亲的眼眶湿了。

整个小学，我没有买过文具盒，但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因为我知道，只有好好学习，才能穿上好看的衣服，吃上大肉馅饺子。

还有一件事，深深地植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时间越久，埋得越深。

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村口，一大帮老老少少天南海北的说着些不着边际的话，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一边玩得正热闹。

村里一个在城里当干部的年轻人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潇潇洒洒的到了村口。

年轻人下了自行车，从兜里掏出了一包金丝猴牌香烟。很大气的拆开后，见人就发一根。

“呀，还是带过滤嘴的！”也不知道是谁说了这么一句。

人们一个个用羡慕加崇拜的眼光看向这个年轻人，就像我们小学生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师居然是全公社数一数二的优秀教师一样。

年轻人走的时候，把最后剩下的那根烟朝父亲身上扔了过去。父亲没有接住，烟掉在了地上。父亲弯下腰把那根带过滤嘴的烟捡了起来，很认真地用袖子擦了几下后，别在了耳根上。

我完完整整的看见了这一切。

我再一次在幼小的心灵里发下了誓愿：长大后一定要当干部，每个月都要给父亲买一整条这种带过滤嘴的香烟，让父亲抽个够！

三

那时候小学五年制。

在我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里，父亲在地里种了些西瓜。

暑假里那些天正好是西瓜成熟的时候，每天早上，吃罢饭，我都会拉上架子车，去地里挑几个熟透的西瓜，拉到村口去卖。

那年头，有钱买瓜的人当然不多，很多时候，我在村口整整坐了一天，结果一个瓜也没卖出去。我呢，却乐在其中。为什么呢？即便只是有点希望，也比一点希望也没有要好得多。

有天晚上，我被父母的说话声叫醒了。

“过几天就要浇地了，”母亲说，“浇地的钱还没着落呢？”

“哎——”父亲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第二天一早，我把自己卖瓜得来的钱数了整整三遍。“大，”我自豪地对父亲说，“这是我卖瓜的钱！”

整整十三块钱出现在了父亲的面前。

“这些钱够咱家浇地的水费了吧？”我说话的时候，把钱交到了父亲手上。

“你拿上，马上要上初中了，”父亲又把钱塞还给我，说，“让你妈去城里扯块料子，给你做件新衣服吧。”

我知道父亲是不会收下自己这个做儿子的一片心的。一向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他确实在儿子面前丢不下这个面子。

我把钱交给了母亲，说是让母亲给我做件新衣服。其实我很快就知道了，父亲用那十三块钱交了水费。在我去初中报到的前几天，母亲去了趟舅婆家，舅婆给了块料子，母亲找人用那块料子给我做了件新衣服。

和许多小伙伴们一样，我也穿着新衣服去离家数里外的初中上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