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
近代传统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长期停留在清代风格之中，少有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父子师徒世代相继的传承方式，使技艺和风格走向程式化，一时难以扭转。正如《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二是近代文化转型的不平衡性，使传统手工艺无法迅速与时代靠拢。上个世纪初叶，当东南地区和大都市已经出现较多西装的时候，边远地区还在给少女裹足，社会上出现了古今混杂、中西并举的现象，传统手工艺似乎无所适从。一些人感到世事的变迁，以创新来争取市场，如景德镇瓷瓶上出现了时装人物画。一些人处于猎奇心理，又丢不开传统的观念，就产生了非中非西的混合风格。如苏州东山雕花大楼，既有华夏吉祥纹和廿四孝雕刻，又有罗马柱头和文艺复兴式的雕花，杂乱无章。只有刺绣不自觉地发生了比较彻底的蜕变。刺绣在古代以实用为主，明代露香园的“顾绣”开创了以绣仿画的工艺，并广为流传。在实用刺绣日趋衰退的时候，这种工艺反而蒸蒸日上，但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刺绣了。三是高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高档工艺品，本来就是用以升值的藏品和玩物，以仿古为上品，自然可以无视社会的变革。总之，近代传统手工艺处在变与不变，似变非变的边缘线上，预示着一场难以阻挡的蜕变之风将要横扫华夏。
蜕变的必然性
20世纪的后五十年，华夏的经济曾经大落大起，而传统手工艺反而大起大落，这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此的“差异”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工业化社会，传统手工艺必然要发生蜕变是客观规律。而促成这一蜕变的因素则是多方面的。
（一）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20世纪50—60年代，传统手工艺经历了一个难得的复兴期。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直接指导下，集体所有制代替了分散的个体作坊，以创办工艺美术院校和子承父业的两种方式培养后继人才。在计划性对外贸易的经济杠杆作用下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许多厂社难以维持，甚至倒闭。而个体作坊又渐渐兴起，手工艺生产以手工为主，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可以一件一件地完成，与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完全不同，往往要因材施技。集群化的流水作业和等级工资制度把个人创造的积极性淹在“大锅饭”中，在新的经济体制中必然陷入困境。结果是大量的实用品由工业化批量生产、如日用陶瓷、家具；少量的特种工艺品由作坊精雕细刻，如珠宝、金银首饰等等，发生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二）与生活方式脱离的产品
传统手工艺在现代衰落更直接的原因，是与工业化社会生活方式的脱离。20世纪50—70年代，华夏人的生活虽然简朴，实际上已有严重的“西化”倾向。如单调的西式服装、简陋的西式住房、不变速的自行车、蒸气火车头等等。传统手工艺除了换取外汇，与人民生活已经离得很远。80年代中期以来，华夏人的生活从“温饱型”向“小康型”、“富裕型”靠拢，西化趋势加速，居住环境的改善、家用电器的普及、高速公路的延伸、私家汽车的增多、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都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时空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衣食住行的所需，主要依靠工业化产品，价廉物美。手工艺品虽然价格攀升，但“曲高和寡”。有一位女企业家斥巨资建立了紫檀博物馆，能如此做的又有几人？可见，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必然造成传统文化中物质层面的收缩，哪一个民族都难以摆脱这个规律。
（三）“推陈出新”的误区
传统手工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始终处在“流变”之中，并由此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历史风格。现代的“推陈出新”是不是能够使它重新与时代潮流相汇合？70年代的两次创新尝试说明这是十分艰难的。在“文革”的闹剧中，传统手工艺在“样板戏”的感召下，曾出现直接反映革命题材或“样板戏”某个情节的高潮，可以称为“样板戏式”的推陈出新。这种创新基本上排除了艺术规律。随着“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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