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也是简单,只要这些福建真正的上层人物统一了意见变好,具体的事情自然有哪些高贵的‘读书人’去做。
这就跟当年汉武帝求治国策略一样,董仲舒‘唰’一下跳出来,“武哥,你说吧,你想咋地,兄弟我都给办了!”
汉武帝就直接告诉董仲舒,“俺爷和俺爹,他们搞‘黄老学说’,‘苟’了这么久,再也不是建国初期那么穷困潦倒了,现在家底老特么足了,我这么有钱,现在就想彻底收拢地方权利,搞中央集权,知道吧。”
“另外,当年‘匈奴人’老特么欺负俺爷爷和俺爹,现在,俺就想干他们,一直干到丫老家去,灭了这帮王八犊子,但是那,‘黄老’那套,不咋合适,所以,小董,就看你的了。”
董仲舒一拍胸脯,“没毛病,看我的吧!”
回过头来,董仲舒便从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学说之中找合适的理论,“天人感应”、“大一统”、“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咔咔咔’这么一组合,一套合适的治国思想就整出来了。
最后统一都给这些东西塞进了‘儒学’里面!
至于为什么要叫‘儒’,一来,这就是‘亻之需’,二来,无论是‘法家’‘兵家’‘纵横家’各种学说都有自己‘领袖人物’的书写的宝典,比如法家,韩非写的《韩非子》、商鞅写《商君书》,比如兵家,孙武写《孙子兵法》,孙膑写《孙膑兵法》、姜子牙写《六韬》等。
唯独‘儒’学有操作空间。
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也就是说,这‘儒家’,孔圣人除了重新修订六经之外,并没有什么著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的时候,除了在家乡鲁国做了一段时间的代理国相之外……就没有然后了。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相事事,有喜色。)
而在董仲舒之前,所谓‘儒学’也根本就是‘隐学’,就是隐世学问,而‘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
就是说‘儒学’的兴起,完全是汉武帝的需要,然后董仲舒总结,为了让这门学问显得高大上一些,然后往上追述了这么两百你那,最后一看,哎,其他的各种‘子’都有自己的著作,就‘孔子’没有,这就很合适啊……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春秋》,就是孔子修订的鲁国历史,有‘春秋笔法’一说,这很符合统治者的意思,直白点说就是——拍马屁+弄虚作假。
话说,这才是‘儒学’一脉的根本大法……
春秋笔法指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注意褒贬。
孔子修《春秋》所采用的方法是“笔”和“削”。
“笔”是在原来《春秋》的记录上加添,“削”是对原来的《春秋》的记录删减。
公羊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史记·孔子世家》)其笔法有三。第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庄子·天下》)这就是说,在编书时,涉及到尊者,隐也。《春秋》中所记的八百多起事件,除了记载日食、地震、天灾、风霜等一百零二条外,其余七百多条无一不是记录周天子、诸侯、卿大夫的重大活动。
当时,奴隶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到处是“寇盗充斥”,“盗贼公行”。这些直接危害奴隶主统治的重大事件,概不记入《春秋》。
好吧,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上位者都是完美圣人,缺点是不可能有缺点的,只要理由找的好,缺点也能吹成优点,若是实在找不到优点……那就编,反正死也是不能有缺点的。
(好吧,以上,都是作者胡诌八咧,实际上,<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不过,确实,在汉武帝之前,没有一个朝代和统治者凭借‘儒学’做到国富民强的,反而商、兵、法强国者比比皆是。)
……
现在,福建事实上的统治者就是王轩,而在座的这些家族就是王轩的支持者,所以,这些人定下的论调,后面自然有读书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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